《淮南子》中“二十四節氣”的五大曆史意義

    随着“二十四節氣”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名錄，國内學界與民衆對其曆史來曆與文化蘊涵，也産生濃厚的興趣，有着越來越多的關注。但是，對“二十四節氣”與漢代道家經典《淮南子》的關系，特别是《淮南子》中完整提出“二十四節氣”的特殊意義和價值，大家仍然缺少深入準确的認識和把握，因此有必要對這一重要問題給予解答和闡明。曆史而論，《淮南子》中“二十四節氣”的完整出現，具有五大曆史意義：

　　一是農學意義。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大國，農作文明的産生不僅較早，而且具有早熟特征，尤其是在黃河、淮河、長江等大河流域。早期先民在辛勤的耕作實踐中，已逐漸積累起有關天文、地理、氣候、土壤等方面的農業知識。因此，“節氣”的醞釀與産生，如《尚書》、《國語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等先秦典籍所載，可說是由來已久。但也必須指出，先秦典籍中關于“節氣”的記載，并非後世所謂的“二十四節氣”，而僅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就現有文獻來看，完整意義上的“二十四節氣”最早出現在漢代道家經典《淮南子》中。這不僅反映出先秦至西漢時期淮河流域農業生産的發達成熟，也顯示出以淮南王劉安為領袖的“淮南學派”，能夠在漢代宇宙論的新視野中，充分結合天文學、十二律、陰陽思想等學術文化因素，對先秦時期便已産生的“節氣”說，實現了承舊開新的曆史性發展，并由此在中國古代農學發展史上達到新的高度和水平。

　　二是生态意義。《淮南子》對“二十四節氣”的認識，既有着特定的農學内涵，也在此基礎上，體現出重要的環境生态意義。《淮南子》追求“萬物蕃息，五谷兆長”的生産發展，重視“水”、“旱”等因素可能會對農業産生的不利影響，因而在理論上試圖通過“二十四節氣”的提出，确立起規律性的農業時序觀念，以此指導人們的農業生産與生活，促使人類生存環境與自然生态之間形成穩定和諧的良性關系。從中，也顯示出劉安及淮南學派所堅持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學理念與精神，體現其作為漢代道家，敬畏自然，因循規律的環境生态主張。

　　三是政治意義。劉安及淮南學派對“二十四節氣”的記載，在《淮南子》中并不隻是基于農業發展、環境生态的意義，而是更有着治國方面的深層思考。“舉事而不順天者，逆其生者也”，這是劉安等人對西漢統治階層提出的治國理政的基本原則。在他們看來，現實中王朝政治的發展，應該與“二十四節氣”所表現出的自然節律與時序相一緻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應時行政，善于“有為”，避免造成傷農亂政的消極結果。因此，《淮南子》中結合“二十四節氣”的運變規律，對當政者在一年中不同階段的政治行為進行規劃，如：“甲子受制，則行柔惠，挺群禁，開阖扇，通障塞，毋伐木。丙子受制則舉賢良，賞有功，立封侯，出貨财。……”可見，對《淮南子》中“二十四節氣”的認識，不應忽視其中豐富的政治意蘊，而是對此要有所重視和研讨。

　　四是文化意義。由于《淮南子》一書具有牢籠天地，博大精深的文化蘊涵，所以反映在其對“二十四節氣”的闡述上，也是如此。雖然書中對“二十四節氣”直接記載的文字并不太多，但是卻要看到，《淮南子》絕不是孤立地提出“二十四節氣”，而是将其放置在《天文》中宏大的宇宙論、自然論、天人感應政治論的思想文化語境中。這讓“二十四節氣”成為《淮南子》整體思想的有機組成，因此對其進行的文化解讀與闡發，必然離不開《淮南子》其他方面的文化内涵。反之，将《淮南子》作為一個文化整體，也能從書中所具有的農業、生态、政治、養生等多元化的視角，深入發掘“二十四節氣”的豐富内容，更好地體現其能夠被古為今用的文化魅力與意義。

　　五是地域意義。“二十四節氣”在《淮南子》中首次完整的出現，不但在中國古代農學史上意義重大，而且對孕育産生《淮南子》的淮河流域，特别是淮南市，其意義更為突出。因為，作為世界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産，“二十四節氣”毫無疑問已成為當前淮南城市發展的文化标志之一，極具現實的影響力。如何在保護中深入發掘，在發掘中合理利用，就成為擺在淮南城市發展面前的重大課題。隻有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文化作為，打造和形塑好“二十四節氣”的城市文化标志與名片，才能不錯失“二十四節氣”走向世界舞台的難得契機，讓當前淮南城市的經濟文化發展，借此既能形成新的内生動力，也能得到更多有利的外部條件。故此，“二十四節氣”的保護、發掘與利用，對淮南市而言，其重要突出的地域意義，不言而喻。

　　正因為“二十四節氣”在《淮南子》中首次完整的提出，具有以上五個方面的曆史意義，所以作為“絕代奇書”《淮南子》誕生地的淮南市，更應該珍視這一仍然極具生命“活力”的曆史文化資源，推動其真正成為福蔭城市發展的參天大樹。

文章來源：http://art.cssn.cn/ysx/ysx_fwzwhyc/201704/t20170420_3492326.shtml

原文出處：中國社會科學網